金代历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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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汉化为什么如此彻底?11

2011-12-26 13:53:09 本文行家:王德恒

世宗当初创立女真进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如赤盏尉忻,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19]又完颜仲德,曷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120]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世宗的初衷。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

世宗当初创立女真进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如赤盏尉忻,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19]又完颜仲德,曷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120]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世宗的初衷。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章宗制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承安二年(1197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121]“限丁习学的规定,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要保证猛安谋克军队有足够的兵源,这是在当时女真人纷纷弃武习文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限制手段。此外,章宗时对策论进士还增加了骑射的考试内容。《金史·兵志》云:至章宗明昌间,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这就是指的《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四月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的规定。根据这项条令,骑射的考试结果只用于决定科甲高下,尚不影响中第与否。至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凡射十箭中两箭者方能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122]这就更加大了骑射考试的力度。次年,礼部尚书贾铉对这项新规定提出反对意见,但遭到章宗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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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代中叶,世宗和章宗为挽救女真民族传统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下面提到的两件事情,标志着章宗最终放弃了维系民族传统、遏止女真汉化的努力。一个标志是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在此之前,金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是禁止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汉人通婚的,世宗对此尤其注意严加防范,《金史》卷七《完颜思敬传》云: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但随着女真人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与汉人之间的通婚事实上已无法禁止。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之计。从之[123]这是当时为缓和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因土地争端造成的矛盾激化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至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124]亦即正式宣布开禁。此举意味着金朝政府撤除了阻挡女真人汉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125]这说明章宗出于不得已而放弃了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

 

 

  对于世宗、章宗挽救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向来是给予否定的评价。这种价值观中包含着太多的狭隘:立场的狭隘,观念的狭隘,以及胸怀的狭隘。我觉得,将世宗和章宗的所作所为一味地斥之为落后、保守、倒退,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都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必当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历史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女真族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时代就已经决定,金朝中期,汉化已是大势所趋,世宗和章宗不但无法改变这一方向,甚至不能减缓汉化的速度,因此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以女真字为例。儘管世宗、章宗时代曾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大小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源一代使用并不普遍。目前已经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的碑刻材料多达数十种,并且近年还不断有所发现,其中多数为墓碑誌铭;而金代的女真字碑刻材料总共只发现了五种,其中竟没有一方墓誌。这说明在金朝的女真民间社会中,女真字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可能很少有人用女真字来撰写墓誌铭。另外一个迹象也很能说明问题。辽朝的契丹字碑刻没有与汉文对译的,而金朝仅有的几种女真字碑刻倒多是有汉文相对照的,如《大金得胜陀颂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就是这样,又《女真进士题名碑》碑面刻汉文,碑阴刻女真文,因碑面的汉文后来被磨去改刻河神庙碑,现已无法对照,但估计也是与女真文对译的。像这种汉文、女真文对译的情况,一般底本都是汉文,女真文本则是汉文的译本。譬如《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阴的女真文与碑面的汉文完全对译,唯独女真碑文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四句,显系翻译时遗漏,据此即可知碑文的底本原是汉文。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女真字在金朝不会是一种很普及、很成熟的文字。[126]世宗和章宗的苦心孤诣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与金世宗和金章宗完全相同的处境。满洲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消极影响早就有所警惕,还在入关以前,太宗皇太极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世宗纪》,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动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27]皇太极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高宗乾隆朝的事情。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汉化的威胁,因此发起了骑射国语的运动。他们极力倡导满洲人保持骑射的长技和本民族语言,强调保持民族传统的重要性。

 

高宗乾隆曾告诫满洲臣僚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128]高宗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决不改服汉人衣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29]后来他又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屡屡发挥他的这种观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继续高扬骑射国语的旗帜,反复重申保持满洲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谕内阁曰: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则上谕说: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132]又咸丰时颁发的《八旗箴》中有这样两句箴言:国语勤习,骑射必强。”[133]体现在这些话里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不忘传统。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清朝统治者为抢救满洲民族传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未能阻止满族人的彻底汉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才不得不放弃了要求满人勤习骑射的一贯主张。乾、嘉、道、咸四朝为保存满洲文化和维护满洲传统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两个北方民族的汉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汉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人为的努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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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恒王德恒 出生于1953年12月26日 满族。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现任FAB精彩企业集团专家顾问,SGS中外合资通用标准技术公司顾问,《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杂志副总编。 长年从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侧重旧石器时代研究和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观点。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论著。代表作品有《顺治与鄂妃》、《大洋彼岸的龙雾》、《天根》、《殷虚龟甲历劫纪》、《北京的皇陵与王坟》、《金帝陵述略》、《壁画迷雾》《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大唐帝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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