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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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执掌朝政的宗翰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

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虽然《南迁录》是一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但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熙宗改制以后，金朝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

重要的官员考选制度都在燕京进行，无疑，此时的燕京已经成为金国的重要的政治中心了。

海陵王发的政变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中央朝廷撤销了代表重要政府的机构，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将祖宗陵寝也从遥远的上京迁移到燕京，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