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图片1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执掌朝政的宗翰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执掌朝政的宗翰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
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虽然《南迁录》是一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但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熙宗改制以后,金朝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
重要的官员考选制度都在燕京进行,无疑,此时的燕京已经成为金国的重要的政治中心了。
海陵王发的政变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中央朝廷撤销了代表重要政府的机构,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将祖宗陵寝也从遥远的上京迁移到燕京,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